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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鹰:关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问题
作者:   文章来源:    点击数:    更新日期:2006-03-13

 
 

 

国家发改委农村经济司司长 杜鹰

很高兴也很容幸,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一起交流,我今天想谈的问题是一个比较新的话题,所以关于统筹城乡发展,工业反哺农业的问题。
十六届四重全会胡锦涛总书记在他的讲话里有这么一段重要的论述:提出了两个趋向的论断,指出在工业化的初级阶段是农业支持工业,当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就应该工业支持农业,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他认为我们国家现在总体上进入了这样一个阶段,在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的讲话也提出下决心调整国民收入的结构,象三农倾斜,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提出了同样的任务,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呢?他的实质是讲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工业和农业这两大产业之间的一个关系,这个关系不是通常我们所讲的两大产业的产品交换,要素的流动,或者是产业结构的调整,还不是这样一个关系,他的实质的含义本质的含义是讲的国民收入的分配或者叫资本的积累在两大产业之间的一种再分配的关系。
围绕着这个问题应该说现在学界也好,政策也好,有不同的看法,怎么来准确地理解总书记的论断,特别是是在实际工作的操作过程中来贯彻这样一个新的方针,就确有必要先把这个事情本身弄清楚。
我对这个问题的学习也只能是初步的,我很愿意把我们的同事们最近一段时间做的研究初步的体会跟大家交换一下,首先我们觉得总书记的论断的确反映了客观化的规律。
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一切的基础,当农业发展到一个程度,就是基本上解决了人们的温饱问题,这个时候恩格尔系数开始下降,也就是说,人们的消费需求开始变化,新的消费需求很显然他对应的不在是农产品,而是非农业的工业的产品,由此就触发了工业革命,比如英国的工业革命,他以新的生产力创造新的产品满足新的社会需求。
工业革命爆发以后,工业化开始起步以后,资源大家都会看到,比如农业领域里面的土地劳动力,资金、等等,就开始向工业流动,这本身他之所以会流动是因为工业的收益率或叫工业的劳动生产率比农业高,所以这个流动本身是一个符合经济规律的过程,我们通常讲的农业支持工业如果仅仅做这样一个的理解还不够?为什么?因为伴随着这样一个进程,往往会有政府的强制,政府的诱导,和一些新的政策和制度的安排,来加速农业里面的要素和基本的积累。
大家都知道的前计划经济国家实际上都是通过扭曲分配工业产品贸易条件采取工业产品剪刀差的方式从农业部门提取积累,形成工业化的原始资金推动工业化,这表明的确在工业化的初级阶段确实存在着一个叫农业支持工业这样一个阶段。
当这个阶段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从理论上讲,这个要素在产业之间的流动他受大产业收益率差异的影响的,既然工业的收益率高,要素流过去,劳动力流过去,按道理会达到一个均衡点,这个时候农业就不在是一个受挤压的问题,但是客观上在实际的过程中我们注意到农业领域里的劳动力转移总是比结构转换的速度要滞后,农业部门要受自然力影响相互作为的物质生产部门,因此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总是不尽人意,不能达到接近或超过工业的水平。由此就会潜伏着一些危机,在整个工业化进程的过程中,肯定会有一个社会的转型成本,这个转型成本,如果农业部门转型速度不快的话,很可能全部由农业或这个领域里的人就是农民承担这个巨大的成本,表现就是城乡收入差距不断地扩大。
如果农业提升的速度慢的话,他不能保证食物的有效供给的话,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受到损害,甚至动摇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我们看到很多的国家在工业化达到相当水平以后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拿出钱给农民,解决两个问题,1、解决农业的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或者说农业产业的竞争力的提升,2、弥补城乡之间巨大的收入,平衡城乡的收入。
于是乎,我们看到的确在工业发展到相当水平以后,就会出现工业反哺农业这样一个崭新的阶段,理论上是这样一个过程。从实际各国的实践来看也大体是这样,比如英国的工业革命,之后的50年,英国制定了谷物法,他本身是对谷物的一个保护。比如美国上个世纪一个严重的经济危机,是生产过剩的危机,农业被受摧残。欧盟也是这样,到2000年欧盟新的进程做了一些调整,把过去的挂钩补贴改成不挂钩补贴,但是补贴还是要补贴的。再比如我们的邻居日本,日本战后经济发展非常快,有很多的契机:比如朝鲜战争的爆发。日本1950年农业劳动力比重是48%,各位我们中国就业结构里第一产业的就业结构就是49%,这个情况和日本的情况基本相似,那么15年的时间这个比重,日本的比重从48%下降到23%,下降了25%15年农业的就业比重下降了25%真是快得不得了,顺应这个过程,1961年日本制定了第一部农业法,提出两个目标:1、实现农业现代化。2、平衡城乡收入。然后日本对农业的支持的给钱是不惜血本的——日本的农户现在年收入大概60%—70%是政府的补贴,农户的收入非常高。当然日本的农业是没有竞争力,或者是不足以让我们仿效的一个东西。
韩国从1971年开始搞运动,政府拿大笔的钱投入农村地区,因为在工业化阶段劳动力跑到城里,为了防止农村地区的凋敝,实施新农村运动,谁建设农村政府就给钱。
我们台湾省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大规模向农业走进,农业补贴、收入补贴等等。所以从这些实例都可以引证,总书记做出的两个趋向的论断的确是一个客观的规律,是所有先进工业化国家和地区都走过的这样的一条路,现在就是中国是不是到了这样的阶段,我们先看国内外的学者对这个过程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描述。
刘易斯提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是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就是说在一个现代的工业部门旁边有一个非常传统的落后的农业部门,两大部门并列,所谓经济发展是个结构转换,就是传统部门的劳动力不断向现代部门转移,最后实现当剩余劳动力问题已经解决的时候,这个时候两大产业的生产力可以达到一个均衡,结构的转换告一个段落,这个时候农业从过去受挤压的部门变成一个纯收益的部门,或者是被保护的部门。这是刘易斯对发展过程的一个理论概括,当然最早的刘易斯的模型是非常粗糙的。
还有大家都知道的,美国的土地学家钱大里,他把战后100多个国家指标都拿来,然后塑造了发展模型,有大规模的一般的等等的模型,他的理论告诉整个工业化进程,有初级中级高级阶段。
国内对工业化进程中工业和农业的讨论,据我来搜集的资料,比较早的是冯海发先生,他们讨论两大产业的关系,它们的基本看法就是概括了各国家的实践和一些论断,提出工业化是三个阶段,初级、中级、高级阶段。
他们认为,在初级阶段是农业支持工业,到中级阶段是两大产业平行发展,进入到高级阶段是工业反哺农业,中级阶段到来的指标,1、人均GDP是800美金,2、农业部门的就业下降到55%,3、工农两大产业的增加值的比例要达到6:4,工业是6,农业是4,城市化率达到35%,大概这样四五个指标,结束中级阶段进入高级阶段,就是开始反哺的时候。中级阶段的指标是人均GDP1500美金,农业在GDP的份额下降到15%以下,工农两大产业的产值比是75:25,农业的就业份额下降到30%以下。围绕着这样一个阶段划分和给出的参数学界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比如凡刚,他认为工农两大产业之间要素的流动是一种经济过程,事实上不存在着谁补谁的问题,他虽然没进明白,但是我能体会是这个意思。
蔡访:如果要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农业支持工业,第二个阶段是工业反哺农业,第三个阶段才是两的产业的平行发展。
林一副:补贴是一个妨碍要素真正价格和自由流动的问题,他认为补贴就不对,所以他从理论上也不大承认有工业反哺农业的问题,相反,还有一些同志。
我对这个问题是这样的观点:
一、一定要注意到中国工业化进程是一个非典型的一个工业化的过程,什么意思呢?中国工业化的结构性指标和前大里的模型比较,你看出中国的经济结构存在着明显的偏差,也就是在同等人均GDP的条件下我们的工业化水平非常高,而城镇化和非农就业的比较又非常低,这是中国最明显的两大偏差,概括为一句话:中国经济偏差是工业化超前而城市化不足。我们大概到去年将近1300美元。
我们去年在就业结构里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是49%,城市化率03年是45%,到今年是43%,但是请你们注意,中国城镇化率的统计从99年以后有一次调整,就是开始按城市户口统计,因此城市化率的水平比98年以前一下子提高了很多,但是如果按户籍来统计,各位知道,中国人是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我们现在还是9亿农民。现在有很多的农民都流动到了城市,所以98年的指标非常低,但是现在又偏高。所以第一个指标算到了,第二个指标也到了。第四个,农业就业的比重下降到30%以下,这个不仅没到,还差得很远。有的人偏重这些指标,说:到了!有些学者说:没到!所以我告诉你,我自己认为,这是中国工业化进程是一个非典型的进程,如果套用哪个指标都不足以说明中国的情况,这是第一个要注意的。
二、工业反哺农业。从农业支持工业,到工业反哺农业,我以为他是一个过程。当然统计上我们可以算SPE,就是农业受保护的程度,是负值我们就说从农业拿得多给的少,如果是正值就是国家保护农业了。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你很难说从哪个时点以前是第一阶段或者是第二阶段。因此我看,必定中间有一个相互交替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既存在着农业对工业的支持,同时又存在着工业对农业的反哺。各位能不能接受我的看法?我认为他必定有一个两大政策倾向同时存在的阶段,当然这个阶段是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从农业支持工业上是逐步由强到弱,工业对农业的反哺是逐步从弱到强,但是交替阶段肯定存在。而且依我看,这个阶段至少要以10年—20年,我们回到现实中,还存在不存在对农业的波动?事实上还是存在的。别看通货统销取消了,是不是对农业的剥夺就不存在了呢?还存在。有这样几个问题:
1、工农业产品的贸易条件对谁更有利。
2、过去是低价拿农民的产品,现在是低价拿农民的土地。学者计算,53年实现通货统销,国家通过低价拿农产品有4千亿的积累,相当于同期形成国有工业部门原值的91%。4千亿是70年代的人民币。78年以后到现在25年,低价拿农民的地,从农民身上拿走了多少钱?2万亿人民币。
3、低价使用农民工。
在同样的工作岗位上,同工不同酬。即便是同工同酬了,城市户口的人有福利,而农村户口的人没有。他只是管道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是不是我们现在就没有工业对农业的反哺呢?还是有的,比如从2000年开始,农村税费改革,取消农业税,农民特产税,我到农村去调查,农民非常高兴,历朝历代都有的税,到胡主席的时候给我们免了,胡主席万岁!他们是发自内心的。什么叫农业税?农业税既不是增值税、财产税、资源税——它什么也不是——跟农民要钱的东西就叫农业税。理所当然要取消!而因此地方财政出现了缺口,最后好处农民得了。
再有,改革流通环节的补贴为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去年拿了116亿。
还有农机补贴,粮农补贴,还有温家宝在2002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提出以后财政新增收入的主要部分用于农村的卫生文化、医疗。以前有过吗?过去中央财政的卫生开支84%是用在城市的,16%用在农村的。02年把它调过来了,还有从上个世纪末开始实施“农村六小工程”,农村道路、饮水、节水灌溉、农村沼气等六项工程,每年中央政府的投入280亿。过去认为是农民自己的事情,农民的事农民办。现在不这么说,现在说: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农村,让公共财政的雨露滋润农民。
所以在我看他必定有一个相互交替的阶段,就是同时并存两大政策的趋向,一个趋向是逐步我减弱,另一个倾向是逐步增强,从理论上做这个的概括更符合时代的竞争。
中国是不是到了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我个人的看法:中国到了一个调整工农两大产业关系的关键时期。为什么要调整?为什么要开始呢?几大理由:
1、上个世纪以后中国的农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他的基本标识就是农产品供求结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从以往的长期短缺转向总量基本平衡,就是农产品过剩了。这个阶段的转换对农业的发展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在农产品供应短缺时期,农业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是资源因素,主要目标是农产品的数量增长。所谓资源约束,就是说我想生产出这么多的农产品,有没有这么多的投入?因为没有投入就没产出。为了生产这么多的农产品,一天到晚找不到这么多的投入,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以后,中国农业的主要制约因素开始从单纯的资源因素转为资源约束与需求并存,这个时候不仅追求农产品的数量还追求质量,而且还要求食品安全,他还一个环境和生态的效应。
这个时候我们头疼的是农产品能不能生产出来,而是生产出这么多的农品能不能卖得掉,不仅卖的了,而且还要卖好价钱,对农民来讲是不是存在卖农产品难的问题,这已经成为今后一个时段中国农业发展回避不了的一个因素,在这样一个阶段转换以后,农业的收益率是一个下降的阶段,如果过去还比较高的话,因为没有需求的约束,只要生产就能卖,现在必须生产符合市场需求的农产品,不要说收益了,很可能会亏本,所以中国农业进入新阶段以后,他的收益率客观上是一个下降的趋势。
2、中国的农业正处在农产品加速上升的阶段。
同时使用传统要素又使用现代要素,同时出现了资本替代劳动的过程,现在小麦收割都是机器。
去年粮食类三种粮食平均价格涨了20%多,今年我看粮价稳中有升可能不大,但是降的忧虑很真是有。美国的粮食从上个世纪30年代以后总需求几乎没有增加,人的肚皮基本没有太大的弹性,一天就是三顿饭,什么人都是三顿饭,所以,农产品他只能跟着人口增长和膳食结构的改善稍微超出这个速度就够了。美国就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以后农产品出现了过剩以后基本的需求就是非常缓慢的增长,主要靠海外的出口,中国也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农产品多了少了都不好,少了农民收入没有。
再有一个最要命的,为什么城乡收入差别这么大?说到底农业生产力提升速度慢于工业,1990年工业是农业的3.9倍,到前年扩大到5.3倍,什么东西决定收入呢?说到底是劳动生产力,为什么香港人人均GDP是2万美金,我们是1千呢?因为他的劳动生产率高。这是历史遗留的问题,农业部门必定要承担剩余劳动力作用,农村现在是9亿人口5亿劳动力,在农业领域里面3.5亿,这3.5亿的人依我看至少有一半叫剩余劳动力,你把他拿出去,对农业的总产量和劳动生产力提升没有负面影响的劳动力就叫剩余劳动力。
就业及其不充分,农民说,一个月过年,三个月种田,八个月耍钱。所以农民就是弱势里的弱势,防止在我们国家高速发展的时候,农业出现大的问题,如果粮食出了大问题,就是多少年缓不过来的,从这个问题来讲,中国的确应该多拿钱给农民。
一、经过50多年的工业化,工业部门已经成为自我发展的部门,无须再从农业提取积累了,不是建国之初的时候了。
二、中国的国力大大增强。比如财政收入,98年才1万亿,去年是2600亿,真是可以拿钱干点过去我们没有干的事情。
三、未来得15—20年既是战略机遇期,又是矛盾凸现期。
这个阶段你不给农业多安排点钱,很难避免出现这些危险。下面我还要再说几句话:
1、工业反补农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错而就,依我看,大体要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现在到2020年我相信那个时候我们就业结构中农业比重大体可以下降到30%以下,在这个之前工业反补农业的中心和重点应该是产业支持,而不是收入支持,有原则的区别。
中国未来15—20年经济高速的增长,所谓的战略机遇期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劳动力成本低,源源不断的劳动力是促进中国高速增长最根本的原因,是动力源。劳动经济学讲的推拉原理。第二个阶段2020年以后,中国剩余劳动力大体上可以解决了,那个时候变成多数人给少数人的一个支持,一个国家的政策谁支持谁?总不能少数人保护多数人,从道理上说不过去,所以要区分这个东西。
中国经济的发展促进中国劳动力产业转移是一条主线,以工补农的政策不能妨碍这个主线。不能减缓减弱这个主线,这个阶段的中央财政一定要有重点,比如在产业上重点支持农业,在地区上重点支持中西部,在人群上重点支持贫困人口,对贫困人口的收入应该考虑的,因为他们承担着社会转移的成本,再有一点就是我们刚开始这个进程,出了要理清大思路以外,还要努力提升财政金融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我现在的工作有关系,应该说现在的支出有很多的问题,首先是总量不够了,期待着以工补农的力度加强。第二个是结构不合理,互相之间不能有一个很好的联系,导致重复建设,重复使用。
我们现在的投资安排手段过于单一,怎么用财政的钱调动在座的老总的钱,这些都是需要认真研究的。
我想我大概要说的就是这些。
总结:工业支持农业转向农业支持农业是各国工业化的一般规律,中国的情况因为走向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这个时期是一个过渡的时期,要特别注意以工不农的公平政策和发展经济转移劳动力效率目标,两者之间的衔接,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地积累经验,再来拓展我们的以工补农的政策体系。
(国家发改委农村经济司司长 杜鹰)
来源:农博网